欧盟成员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土耳其、乌克兰、列支敦士登等32国相继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（GSP）待遇，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时代正在落幕。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的、非歧视的、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。自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开始获得多国普惠制待遇，这为中国产品，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日用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，提供了显著的关税成本优势，成为推动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的重要助力之一。

此次大规模取消待遇，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。根据世界银行标准，中国已不再属于“低收入”或“中等偏低收入”经济体。许多给予国在其普惠制方案中明确规定，当受惠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定标准，或某一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足够竞争力时，将“毕业”而不再享受优惠。中国在众多日用品品类上已占据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地位，竞争力强劲，因此被普遍认为已不再需要特别的关税扶持。这本质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得到国际认可的一种体现，但也意味着外贸环境将进入一个更加平等、但也更依靠自身竞争力的新阶段。

对于中国日用品出口的具体影响，需要辩证看待：

1. 短期成本压力与市场调整：最直接的影响是关税成本的上升。原先享受免税或低关税的日用品（如家具、玩具、纺织品、塑料制品等），现在需要按最惠国税率缴纳关税。这将直接削弱相关产品的价格竞争力，尤其对于利润微薄的中小出口企业，可能面临订单流失或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挑战。部分进口商可能会将订单转向仍享受普惠制的东南亚等其他地区。

1. 长期倒逼产业升级：取消“优惠拐杖”将形成倒逼机制。企业无法再单纯依靠关税差价获利，必须向产业链上游攀升，通过提升产品质量、设计、品牌价值和技术含量来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。这将推动中国日用品产业从“成本优势”向“质量、品牌和创新优势”转型。

1. 影响因产品和市场而异：影响程度并非一刀切。对于已形成绝对优势、供应链难以替代的日用品品类（如许多小家电、特定纺织品），中国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强，关税成本可能部分由进口商或消费者承担，订单稳定性较高。而对于可替代性强、竞争激烈的低附加值产品，冲击会更为明显。此次取消主要涉及已公告的32国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贸易协定（如RCEP）正在提供新的关税优惠框架，市场多元化可有效分散风险。

1. 促进贸易协定谈判：普惠制是单方面给予的优惠，具有不确定性。其退场反而可能加速中国与重要贸易伙伴推进双向互惠的自贸协定（FTA）谈判，建立更稳定、平等的制度性开放环境。例如，中欧投资协定的推进（虽目前遇阻）和深化与其他经济体的自贸合作，将成为未来稳定外贸关系的关键。

32国取消对华普惠制待遇，是中国成长为贸易大国过程中的必然节点。它短期内会给日用品等传统优势出口行业带来阵痛和调整压力，但长期看，这是促使中国外贸从“政策红利”驱动转向“内生竞争力”驱动的重要契机。中国出口企业需积极应对，通过产品创新、品牌建设、市场多元化以及充分利用区域贸易协定（如RCEP）等方式，化挑战为机遇，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巩固并提升自身地位。